湖北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

提笔想写一下母亲，这个想法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，但一直有种无处着手的感觉，今年10月5日是母亲95周岁生日，因为工作和疫情的原因，我已经两年没回去看她老人家了，这个国庆假期也不行，心中无限挂念。

多年来，想起母亲时，心里总会生出激动和温暖。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皮肤微黑，满脸褶皱，浓密的白发中夹着一点黑色，用发卡紧紧地箍在头上，母亲的背有点驼，现在身高也就在一米四多一点，因为左腿骨折过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，母亲每当高兴时眼睛眯成一条缝，露出整齐的假牙，还时不时地用左手摸一下嘴角，生气时小眼睛盯起人来狠辣狠辣的，说出的话一点不留情面，这就是母亲当下真实的样子。还真应了那句俗话:儿不嫌母丑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感到母亲是天底下最漂亮、最好的母亲，特别是自1983年上学离开山东老家以后，到如今步入中年，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。

母亲的故事很多，自己的、周边的，普通或不普通的都和我们讲，九十多年的经历记都记不过来，这几年回老家听的最多的是她边唱边讲，边讲边唱，时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共产党怎么打鬼子、斗顽固、埋地雷、攻打马连庄(原日本鬼子胶东主要据点之一，现在莱西市的一个乡)，有时候母亲唱歌甚至到了着迷的程度，对儿女这样，对邻居这样，对客人也这样，我想，这应该是久远的烙印挥之不去的结果吧。

母亲叫倪淑民，1927年出生在山东省莱西南岚乡大店东村，上过一年小学。1944年秋，17岁的母亲在几个娘家舅舅影响下参加革命，与贺氏民、贺春亭、贺春海四人组成秘密小组开展地下工作，接受八路军胶东抗战第四区党组织领导，直到1951年党员身份公开，母亲坚持地下革命工作7年。1945年6月，在四区区长郝斋廷和大店东村书记、民兵连长贺氏民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预备期1个月，于同年7月7日转为正式党员，同时入党的还有秘密小组的三位同志，母亲说他们是胶东四区的第一批党员。

2021年建党100周年时，母亲光荣在党76年。据母亲讲，胶东地区革命斗争异常残酷,抗日时期的主要目的是消灭伪军师长赵保原，赵保原投降日本鬼子，是胶东地区最大的日伪军头子，日本投降后又投靠国民党，手上沾满了八路军、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鲜血。日本投降后，四区的地下党组织又参加了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，主要斗争对象是国民党旅长王子潇(据母亲所述)。地下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观察斗争形势、汇报和传递情报、配合部队在敌后方埋地雷、动员参军、减租减息、打地主分田地、动员妇女解放运动。母亲说，抗日初期老百姓只知道有八路军，而八路军就是共产党，但不知道有地下党，直到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时候，地下党成为了主要的被抓捕对象，为了抓捕地下党，国民党顽固派不惜杀害无辜的老百姓，“宁可多杀一百，不能漏掉一个”，牺牲的地下党和群众很多很多，而生存下来的很少很少。多年的地下斗争是在颠簸和危险横生的环境中度过的，7年的遭遇和坚持，甚至受到的委屈与责难，都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。

隐蔽身份和保密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，靠的是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执着。母亲说她年轻时候顽皮、不听话，坚决不裹小脚，能说会道很活跃，大脚板到处跑，这成了掩护特殊身份的天生条件，三个舅舅也是地下党，一家人经常在一起，也不会引起别人的猜忌。在大店东村时，组织安排了和她同岁的女孩子刘兰英相配合，刘兰英住在村东头，母亲住在村西头，出去参加活动时都是两个人一一起，白天或晚上开会的时候刘兰英给望风放哨，组织妇女活动扭秧歌、唱戏时，两个人也在一起，结束后一起结伴回家，就这样一直到出嫁。不知道为什么刘兰英一直没入党。敌人进攻那几年大家都很乱，有的家里人都跑了，好长时间不回家是常事，母亲就按照上级的要求参加民兵，专门学习了埋地雷的各种知识，参加敌后抗日活动，“不用回村子里面时，别人也不认识，只要自己不说，外人也不知道你的身份。”

母亲1947年嫁到大店东往南5里地的尖顶村，那时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，与国民党顽固的斗争进入白热化，为了保密和便于疏散，组织要求单线联络、在晚上开会，开会的地点选在山沟、玉米地、高粱地这些地方，母亲说到村南1里地“杀人沟”开会的次数最多。因为家里穷，起初父亲在蓬莱扛活打长工，每隔几个月才能回家，但是后来辞工回来了，父亲说“是因为听见周围的人说你妈妈搞破鞋，老钻胡黍地(高粱地)，和别人跑了”，不放心就回来了。从此两个人经常打仗(吵架)，当时母亲说“你只要能找出来我和谁搞破鞋，我就认了，我就死给你看”，奶奶也和我父亲说“你老婆人品好，不是那种人，绝对不会跟别人跑了”，真到有一次母亲要和父亲离婚，坚决不在一起过了，闹了好长时间，父亲才宽容了母亲。1996年冬，二老在我家过年，说起这件事情时，父亲说“当年哪里知道你妈妈是共产党，要是知道了早就没那么多事了”，我问母亲，当年非要承受那么大的委屈和指责?为什么不告诉父亲真相?母亲说“当时哪里敢告诉他我是共产党，到处都是特务，都在杀共产党，要是告诉他了，说不定哪天晚上他用刀把我脖子抹掉了”，现在想起这件事情，心里还为母亲感到愤愤不平。1951年全国党员身份公开后，父亲才知道母亲是共产党，从此父亲对母亲才开始真正的好了。后来，随着子女的增多，为了帮母亲挑起家中重担，父亲辞去了国营养蜂场的技术工作，回家种地当农民，与母亲一起养育我们兄妹六人，直到2003年去世。

母亲是地雷“专家”。去年，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之际，青岛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来家里采访母亲，母亲谈起当年给鬼子下地雷的事情时，说到怎么下绊雷、怎么下拉雷、怎么下马蹄雷之类的，神采飞扬头头是道，“不见敌人不挂弦，现在让我下我还会下。”1945年夏，母亲是胶东四区大店东村妇救会长( 当时全区没有几个妇救会)兼爆炸队长，获得过在草泊村举行的四区地雷比赛第一名。按照上级指示，多次组织民兵在敌人经过的道路上埋地雷，埋什么地雷根据地形和道路情况定。“有一次几个人晚上去马银山(位置在现在的莱西湖)下地雷，刚去就被河对面的鬼子发现了，因为天黑看不清楚，鬼子让这些人举起两只手拍着巴掌从河里走过去，要么就开枪了，我和另外两个人拍着手走过去了，说是回倪家岭家，晚上害怕结伴走的”。还有一次地雷埋好了以后，敌人没有从那条路走，为了不伤到老百姓，他们又回去重新挖出来，挖地雷比埋地雷的难度大多了，一不小心就要出大事情。

母亲的政治原则和自律性让人敬佩。从小时候就常听母亲念叨村党支部开会的事情，最多的就是说起党的会议上党员干部一律平等，要对党忠诚，有什么就要说什么，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必须要讲真话，对和不对必须辩论清楚，不能会上不说会后再说等等。有一年，生活在东北的大哥添了儿子，母亲去给大嫂伺候月子，到了半年一定要回来，因为她说脱离组织六个月不参加支部会就是自动退党，她不能退党。2019年3月25日，三嫂在“老家亲人”群上发视频:“今天晚上，家人护送93岁的老党员去参加村里的党员会，( 天)抹黑抹黑的。”村党支部每个月开一次会，每次都通过大喇叭通知，邻居们听到了都会来告诉她晚上要开会，这么多年每次都去，母亲耳朵不好，去了后在她的名字上打勾，然后坐着看别人讲内容，母亲说“不知道说的什么，一句没听见，开会是上级要求的，都得去”。

母亲的人生观、价值观一直影响着我们。在青岛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对她的采访中，问她当初参加革命为什么，值得吗?母亲的回答很农民化:“打败鬼子和汉奸， 共产党也不知道出了多少力，要不是共产党能过到现在的生活?看现在穿什么吧!吃什么吧! ( 生活多么的了不起，是原来不敢想的)，感觉(我们共产党现在)成功了，呵呵呵呵”，看到母亲那满足、自豪、与舒心的笑容，我们的内心无比欣慰。1952年，莱西县成立东钟乡，母亲是第一届妇女委员( 母亲说她说了算，应该是主任角色)，直到几年后东钟乡撤销，母亲又回到村里当妇女队长、突击队长，再后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党员。母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，这么多年，从没有听母亲对组织产生过抱怨，也从没有对组织提过什么条件，组织也没有忘记她，逢年过节都会为母亲送去关心与慰问。几年前我问过母亲“上级每年给你12000元慰问，你满足了吗?”母亲说“当然满足，我是抗日时期的党员，比村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员高多了”。多年前一天，单位的一位老同志拿着三峡晚报找到我，说我母亲这种情况应该享受的一些事项都在报纸的一篇文章中，我看了以后说“谢谢你的关心，我妈妈现在很知足的，她相信组织，这些事情让她知道反而不好，我们喜欢她这种状态”。2009年，母亲听说我提为副队长，专门打电话给我“望曙(我的小名)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当官了可千万不要贪污昂!”母亲的这句话我时刻牢记在心。在母亲的影响下，我们兄妹六人都是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，中规中矩，老实本分，不偷不抢，不贪不赌，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会打麻将，虽然我能看懂，但是我不打。

母亲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，她组织妇女给八路军站岗，配合八路军指导员宋运生在大店东建立驻点开展革命活动，组织妇女拥军，做鞋子、做旗子、抬担架、养伤员、买水果、送鸡蛋,带头创立四区的第一个女子秧歌队(母亲记性好，秧歌扭得好，年轻时听过一遍的歌都能唱下来,现在还能唱几十首)，因为动员参军被评为三等功(“发一个奖章，跟铜子样，上写三等功，没名没姓，47年敌人大进攻时埋在家里西间墙角里，后来一直没找到”)。

    母亲是农民，没有文化,不会组织语言，碎片化的表达方法，没有任何的总结与提炼，或许还有许多的记忆被封存或遗忘。我没有经历过当年的炼狱与战火，也感觉不到生命的残酷与威胁，但我看到了当今中国之成功，看到了成功与幸福背后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牺牲与付出，看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信念的坚定与执着,这一切都感染着我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我会像母亲一样永远跟党走。

    （写于2022年10月）